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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牛帥康 華東政法大學公共法律服務學院碩士研究生
２０２２年６月施行的《深圳經濟特區醫療條例》（以下簡稱《條例》）首次設置＂生前預囑＂制度，引起了法律界和醫療界的廣泛討論。生前預囑，也叫預先醫療決定，這一概念早在１９６９年的美國就已被提出，其主要是指具有完全行為能力的人事先訂立的，明確其在罹患不可治愈的傷病末期或者臨終時，可自主決定采取或者不采取插管、心臟復蘇等創傷性搶救措施，使用或者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統，進行或者不進行原發疾病的延續性治療等醫療措施的指示文件。與處理自身死后財產問題的遺囑不同，它主要處分的權益是個人的生命權益。本文擬通過探析生前預囑的法律效力基礎、公證制度賦能及實踐路徑，以期為推動該制度的全國性立法提供理論支撐。
一、生前預囑的雙重法律效力基礎
（一）生命權
作為《憲法》第３３ 條保障的基本人權，生命權在《民法典》第１００２ 條中被具體化為 ＂自然人的生命安全和生命尊嚴受法律保護＂。這一法律條文蘊含雙重含義：既禁止他人非法侵害生命，同時也強調對生命存續質量的尊重。在臨終醫療場景中，當心肺復蘇、氣管插管等創傷性搶救措施已無法實現醫學意義上的生命延續，甚至可能損害患者人格尊嚴時，拒絕此類無效治療的權利便成為生命權中＂維護生命尊嚴＂ 權能的必然延伸。對生命權這一人權的保護就成為了生前預囑效力的根本來源。
（二）患者自主權
《民法典》第１２１９條規定了患者對于自己的病情和醫護人員采取的醫療措施具有知情同意權。能夠自主選擇自己的治療措施是該權利的中心內涵，因此當患者自知處于生命末期時，自主選擇拒絕接受醫療人員提出的無意義延續生命的醫療措施也就成為該項權利的應有之義。
二、公證預囑的制度功能
盡管符合民事法律行為要件的生前預囑具有理論效力，但在急救室外的現實場景中，一份未經專業程序固化的醫療意愿書，往往難以對抗傳統醫療決策體系中根深蒂固的＂家屬簽字＂慣例。而公證制度恰恰成為了打通法律原則與實踐落地的關鍵管道。在醫患關系緊張、醫療決策依賴家屬簽字的現實環境下，公證制度通過以下三重功能為生前預囑的有效執行搭建了制度橋梁。
（一）證據固定功能
由于預囑處分權利的特殊性，未經公證的書面形式或者音、視頻形式的預囑是否真實是至關重要的考慮因素。預囑的真實性直接決定著醫療機構行為的合法性，在訴訟中也關系著訴訟結果。而經過公證的預囑可以采用＂時間戳＋非對稱加密技術＂確保預囑的不可篡改性和真實性，能夠起到很好的證據固定作用。這實際上也是公證介入生前預囑的基礎功能。
（二）行為指引功能
對于醫療機構而言，醫療機構的醫療措施應當根據生前預囑來進行，打破＂近親屬簽字＂的困局，從根本上保護患者的自主權。同時，當近親屬提出與預囑內容相悖的過度醫療請求時，公證的生前預囑成為醫療機構對抗＂近親屬簽字＂的合法依據。這不僅維護了患者自主權，也為醫療機構提供了清晰的行為指引，減少醫療決策中的倫理爭議。
（三）風險分配功能
根據《公證法》第３６條，經過公證的文書在無足夠推翻其證據的前提下應當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由此打破了傳統醫患糾紛中的舉證責任。在生前預囑經過公證的情況下，從＂醫療機構證明患者愿意＂轉向＂患方證明患者不愿意＂。對于醫療機構而言，是有效降低法律風險的手段。同時，對患者近親屬而言，公證預囑將道德層面的＂竭盡所能救助＂轉化為法律層面的＂尊重患者意愿＂，使近親屬在遵循患者預囑拒絕無意義治療時，無需背負＂見死不救＂ 的輿論壓力。
三、公證預囑的實現路徑
（一）實體要件
第一，主體必須適格。為了保證生前預囑是患者本人的真實意思表示，患者在立囑時必須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僅當患者在申請公證時已喪失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且能證明立囑時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方可由近親屬持載有預囑內容的書面或音視頻資料代為申請公證，堅決杜絕非患者本人意志的＂被立囑＂ 情形。
第二，內容必須合法。生前預囑必須明確不再接受哪些具體醫療措施，而非籠統寫明＂不再接受治療＂。同時，生前預囑中不得有請求醫療機構采取積極行為結束患者生命的內容，防止安樂死隱蔽在生前預囑中。
（二）程序要件
公證申請：由患者本人或者合法代理人持載有預囑內容的書面或者音、視頻資料申請進行公證；
公證審查：在審查過程中最關鍵的是審查患者意愿的真實性，可以通過預設問題檢驗患者的認知能力。除此之外，對于公證員的資質也應當進行一定限制；
公證內容的固定：對于書面形式的預囑應當由患者本人重新口述表達其內容，并同步錄音錄像。再將錄音錄像內容通過區塊鏈等技術固定。
公證預囑的觸發：必須有由三甲醫院出具的病情診斷書，確認患者病情符合預囑載明的條件，并由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查后確認執行。
最后，在患者明確表示不再愿意接受所立生前預囑或者采取的醫療措施與生前預囑明顯相反，公證預囑的變更與撤銷制度也應當同步跟進。
四、結語
＂我們都在為生做準備，卻很少為死爭取話語權。＂生前預囑作為一個新興名詞，目前在我國并沒有被廣泛接受，但在人口老齡化程度仍然在加深的今天，我們不得不正視這個醫療倫理問題。《條例》在引入生前預囑的同時，已經將其與公證制度綁定，雖然受法律位階之限，其中的制度并不能全國普及，但公證的介入對生前預囑的實行必然大有裨益，如何將二者進行深度融合是我們仍將面臨的挑戰。
中國研究型醫院學會醫藥法律專委會＂忠言法語＂微信公眾號２０２５年第３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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